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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出土的汉代纪年砖、铭文砖书法探微

发布时间: 2008-09-17 14:17

    众所周知,中国的方块汉字是一种古老的经过多次演变的文字,研究者均认为重点在中原,殊不知四川亦是研究中国汉字演变的宝地。特别是汉代砖石书法,异常丰富,自宋代以来就陆续发现,并为文人雅士所珍藏。尤其是1950年以来新发现、新出土一大批有纪年、有铭文的汉代画像砖、画像石。这些砖石绝大多数是留存在汉代崖墓、石棺、石函、砖室墓和汉阙上的。它们广泛流传在民间,是深受人们喜爱的书法作品,本文将要讨论的就是汉代民间书法家的大作。

    书法是中国特有的传统艺术,书法的演变从秦代开始篆变,使汉字的书写形体发生了一个飞跃,完全突破了原来的书写法则,线条形态和汉字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到东汉,终于形成各种风格的隶书争妍斗奇,百花纷呈的局面。东汉以后,隶书又演变成今楷、今草。因此,汉代书法实际上是中国书法艺术发展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时期,任何形式的书法遗迹,都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

    研究书法者认为,汉代书法有两大潮流,一为碑版,一为简牍。笔者认为在汉代书法潮流中,不应忽视流传最广、使用最多的“民间书法”。它独树一帜,与碑版、简牍鼎足而三。碑版多数是显贵者用以彰功业,纪功事,刻于石,立于显要,以图永存。而简牍或为故有典籍,或为司徒文书,削竹斩木以书,或存之私室,或存之公署。两者不特工具迥异,且用途不同。民间书法,多为中产或贫民阶层或刻在砖上,或刻在墓内、棺椁、阙上,大多信手所作,字数、体积均小。如同文字一样,汉有赋与乐府之分。书法也有碑版、简牍及民间书法之分。前者为士大夫文学、士大夫书法,后者为民间文学、民间书法。两者交辉,互不掩饰。

    从公元前的五凤年间,到东汉末年的建安年间,在长达250多年的时间里,四川发现了汉代纪年砖和铭文砖300多块,甚为罕见。这些年号砖、铭文砖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使用价值,它是考古断代的重要依据与佐证。过去有些人不重视年号砖,认为它无价值。我们把分散在四川省各个博物馆、纪念馆、文物管理所,特别是把分散在民间收藏家的年号砖一并集中起来,按时代顺序排列起来,就可以发现中国汉代书法发展演变顺序,找出书法发展规律性的东西。所以说年号砖,不但为历史、考古界所重视,也为书法界所重视,所以说纪年砖是汉隶当中的宝中之宝。

    汉代铭文中有一部分地名砖,是研究古代历史地理的实物资料。四川出土的地名砖有“蜀郡”“蜀郡作”“广汉”“广汉郊李”“雒城”“雒官城墼”“资中城墼”“绵竹城”“犍为武阳”“江州庙宫”“永元八年都尉府造”等。这些地名砖是研究成都、重庆、广汉、三台、资阳、绵竹、德阳、彭山、芦山等地的极为珍贵的实物。比如汉代的雒城,究竟在什么地方?说法不一。民国年间修的《什邡县志》,认为雒城在今什邡县北的街子坊。清代同治十三年版《德阳县志》,认为雒城在今德阳县孝泉镇。现广汉市修志办公室的同志认为,雒城在今广汉市北外乡五里巷玉皇观至韩家包一带。蒲荣孝主编的《四川历代政区地名今释》认为雒城在今广汉市北外乡。1983年底至1984年初,在广汉市城南门航空学校导航站,即明代修的广汉市城墙下,发现了“雒城”、“雒官城墼”砖。经四川省文物考古研所考古队清理发掘100多米长,发现了明代修的城墙下有汉代城墙,在遗址内有“雒城”、“雒官城墼”的砖,一行压叠一行的筑为城墙,砖与砖之间,用黄土作粘结剂。后又在广汉市城西门口广汉旅馆的工地上,又清理发掘了两百多平方米城墙,也发现有“雒城”、“雒官城墼”砖,也是整齐地筑为城墙。汉代资中县城在什么地方?也有不同的看法。据《寰宇记》称:“资中故城,以资水为名。”按《寰宇记》校勘云:“资城溪水在县西北、自简州平川县界南流,经县界三十二里入中江。据此说,知资州古城确在资阳也。”20世纪40年代在现资阳市出土一块“资中城墼”一砖,因当时不可能进行有计划地考古发掘,无科学资料可查,砖也不知下落,仅留一张拓片。资阳市以前出土的“资中城墼”一砖与历史文献记载相符,虽然仅此一砖,也可断定汉代资中城就在现资阳市城。从文献资料上考稽,在西汉时期,四川设:蜀郡、广汉郡、巴郡、犍为郡、越西郡、汶山郡、朱提郡,在东汉时期四川设:蜀郡、广汉郡、巴郡、巴东郡、涪陵郡、巴西郡、犍为郡、越西郡、汶山郡、江阳郡。除1954年云南省鲁甸汉墓出土一件铁瞿(锄),宽13厘米,高11.8厘米,上刻有“蜀郡成都”四字,用实物说明蜀郡外,20世纪40年代在成都琉璃厂发现“蜀郡”砖,在四川资阳市发现“蜀郡作”砖,可惜砖巳无存,仅留拓片,也证实这些铭文与历史文献记载是一致的。“绵竹城”砖,1997年在德阳市元家乡双江村出土。东汉献帝中平年间(189年),刘焉为益州至此,即今德阳市黄许镇,此砖之出土证实了汉代绵竹城在今德阳市黄许镇。

    除年号砖、地名砖以外,四川还出土大量的吉羊语砖如“富贵”“大吉羊”“富乐未央子孙益昌”“富贵昌宜侯王”“利后子孙”“子孙高干”“常乐”“常宜”等等。四川最早发现的第一块画像砖、就是所谓“廿四字砖”,清代光绪三年出土于距成都20公里的新繁县(今新都区属)。砖文:“富贵昌,宜宫堂。意气扬,宜弟兄。常相思,毋相忘。爵禄尊,寿万年”共廿四字,分四行每行六字,顺行有阑,横行每三字亦有阑。皆阳文篆法方整。

    四川出土的纪年砖铭文近三百种,年代最早的是西汉宣帝“五凤年造”(前57年);最晚的是东汉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建安二年六月造作”(197年),前后相隔250年。从书体上说,这些纪年砖和字砖可分为篆、隶两大类,有些从结体和线条笔法上说处于篆、隶之间。在书法的风格上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五凤年造”砖,线条圆婉劲建,结构疏阔,字形潇洒,笔法以篆为主,兼带隶意结体则介于篆隶之间,如“造”字的走车旁,用笔方折,结体亦取横势,最后一笔长捺一直延伸到“告”之下,完全是隶法;“凤”字中的“鸟”字大为简化,也是隶书结体。而“五”字和“年”字仍然是篆书。西汉中晚期,篆书和隶书正处于交替的过程中,此砖为这一历史的演变提供了佐证。“建初三年八月廿日汝伯宁曰万茂舍大利善”砖是这些纪年砖、字砖当中最为奇特的一块。书法结体,全取横势,精密朴实,点画纯用方笔,棱角分明,如刀裁斧辟,骨力坚强,波磔分明,字型潇洒飘逸,大巧若拙,浑然天成,令人韵味不尽。其书法的结体,笔法已似北朝碑版,只不过比较正平,隶味较浓而已。和建初以前诸砖相比,此砖风格的出现显得有点突兀。但东汉中期,隶书书法已完全成熟并演变出多种风格,所以此砖书风的出现也绝非偶然,它有自己的艺术基础。从中国书法发展的源流看,此砖书法已开北朝书风之先河,而它却出现在较偏远的四川。应该说,它是东汉书法中难得的佳作。“雒官城墼”篆书,结体取纵势,匀称潇洒,筋力内涵,为汉代篆书中不可多得的佳作。观其风格,应为西汉遗物。“廿四字砖”看上去像一方巨大的官印,篆法方正、流利,布局匀称,笔画细劲。值得注意的是,文中“弟”“兄”“长”“毋”等字,为取得布局上的匀称、严整,笔画屈曲折叠,非常纤巧,已开后世叠篆风气之先。在从此砖的整体风格来看,它的制作与当时的印章制度有较大联系。

    如果我们对四川出土纪年砖字砖的书法风格的演变历史进行分析,它们大约可以定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为西汉晚期,可以“五凤年造”砖和“雒官城墼”砖为代表,特点是字的外形基本上仍然是篆书,但常有较浓的隶书味道,因而实际上是一种过程性的书体。它们是当时由篆到隶的演变的产物;第二时期为东汉前期,以“建初三年作”砖为下限。这一时期的书法已基本演变为隶书,但仍有某些篆书意味存在。结体上多纵势,笔画细劲圆润,波磔不明显,且略带稚拙,不太成熟;第三时期为东汉中晚期,从“建初三年作”砖到“建安二年六月造作”砖。这一时期是隶书书法成熟并达到峰癫时期,这在四川地区的纪年砖和字砖之中也得到了较全面的反映。这—时期的纪年砖字砖各具神采,水平远远超过前代,令人叹为观止。按风格来分,这一时期的纪年砖字砖可分为几派,特点分明:第一派以“建初三年八月廿日”砖为代表,笔法上纯用方笔折锋,结体上自然洒脱,不拘规矩,奇姿百出,点画刚建,笔力千钧;第二派以“建初五年二月”砖和“建初八年造”砖为代表,书体扁宽、疏落,笔法以园笔为主,细劲遒媚;第三派以“建初九年”砖为代表,笔法方圆兼施,浑厚凝重;第四派以“宣化宜世弹休之藏永元五年始造”为代表,体取纵势,方笔折锋,浑厚朴实;第五派以“元兴元年九月八日造”砖和“康丁王之冢吉复吉造”砖为代表,这是隶书成熟时期的典型作品,字体扁宽,笔画一波三折,波磔分明,方圆兼施,形体宽博平正;第六派以“张公家后之墓”砖为代表,刚劲沉着,雄强朴茂;第七派则以“门屋”砖和“万世”砖为代表,字形宽博,结体不拘常规,富于奇趣。当然,这只是大略的划分。事实上它们各有风姿,绝不雷同。

    我们再将这纪年砖字砖书法放在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长河中作一个纵的比较,更可以看出,四川地区的纪年砖字砖书法艺术是我书法艺术宝库中的魂宝,在许多方面开后世书法先例。如“建初三年八月廿日”砖,“宣化宜世弹休之藏永元五年始造”砖,“门屋”砖等的书法风格与后世的北朝碑版有着惊人的相似。早在东汉便已存在的这种方笔折锋,气象浑厚,结构天成的书法风格对南北朝时期北派书法的形成无疑有着直接的影响,是北朝书法的历史渊源所在。以往我们论及北朝书法,多以为它源出于《张迁碑》和魏晋钟繇、索静一派,此问题有必要再探。它们在四川地区的出现,至少表明,中国文化史上的每一种文化现象都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另外,这种书风在南方地区延续时间很长,《爨宝子碑》和《爨龙颜碑》可证,如果与中国其他地区的书法相比,我们还可看出,汉代四川地区的书法艺术是和其他地区的书法相互影响的。如“建初五年二月”砖、“建初八年造”砖和“永元三年造”砖早于《石门铭》。“元兴元年九月八日造”砖和“康丁王之冢吉复吉造”等砖完全可以混入中原名碑;而四川地区东汉中晚期书法的异彩纷呈,却为中原诸名碑所不及。至于“张公家后之墓”与《张迁碑》相似,证明汉代中国书法相互影响、发展的。在收集、研究四川汉代纪年砖、铭文砖中,郭沫若在抗日战争时期,欲发掘汉墓受阻后,他与于立群,发现并收集了许多纪年砖、铭文砖。郭沫若在这些纪年砖、铭文砖上题诗、跋文,自己收藏,并赠送给一些好友。这也是郭沫若继给四川芦山县出土的东汉王晖画像石棺题跋并参加学术研究后,对四川文物考古、书法事业的又一重大贡献。(2008年4月9日5版)

稿源: 中国文物信息网

作者: 高文 编辑: 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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